一个显然的结果是，交通警察执行道路交通规范之时侧重于现场证据的秩序行为，某种意义上在纵容着对人权的损害。

又如，对于企业所制定的法律规范如何设计罚则，如何确保企业内部机构能够相对独立实施该法律规范等问题，主管行政机关需要履行指示、说明、解释等职责。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干预与强制又是以尊重企业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为基础的。

[15]而私人执法是为了克服公共执法的官僚主义、执法懈怠等弊端，运用市场的理念来与公共执法展开竞争，比如民间收债和私人侦探。[20]换言之，公共风险监管法需要为该项制度中的各方主体配置相应的权利与义务或者职权与职责，并为企业内部的执法机构配置相应的职权和职责。四是体现的混合性程度有差异。(二)与相关法律实施形式的比较 第一，与行政参与的联系和区别。与处于金字塔底部的自愿型实施制度相比，它增加了强制型实施制度所具有的积极因子，诸如威慑性、权威性、效率性和统一性。

文章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6期。因为如果企业能从它的违法行为中获得利润，它为何不应当承担控制这些违法行为的成本？通过迫使企业将实施法律的成本内部化也促进了经济效率，因为如果这种成本没有被包括在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中，那么价格就不能完全反映生产这些产品的真实的社会成本，社会就会过度需求这些产品，[19]由此，无法实现社会福利的最优化。公民监督权的行使，应当视不同类型的监督内容而确定对应的实施机制。

就申诉控告检举而言，针对不同类型的监督对象，各自实现方式不同。但此类监督尚未有机导入人大监督，因而其实现方式出现了偏离宪法政治体制的倾向，未来改革则应立足于国家机构职权作为与人大监督的结合。杜承铭、朱孔武：《信访权之宪法定位》，《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实际上，依据人民与公民之间的实体转化所构建的体系逻辑，恰恰是公民监督权规范建构的融贯性所在。

第三，基于公民监督权所处的国家机构——公民逻辑，公民监督的对象是国家机构。虽然《立法法》第99条第二款和部分地方性法规规定了公民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建议审查权，但该权利并不必然意味着人大的审查启动。

只不过，其他方式须依据法律规定。[③]随着国家功能的扩展，宪法设计的政治体制在社会资源分配中权重越来越大，作为政治体制基础的政治权利愈来愈呈现积极的面向，承载起将公民利益诉求导入政治体制的重任。参见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375-376页。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2.参与性，基于公民的表达自由，汇聚公共领域，为公共决策提供民意基础、信息聚集和意见参考，为相对独立的科层制决策补充民主资源。以宪法文本、规范及体系逻辑为依归的公民监督权之规范建构亟需展开。公民监督权宪法规范含义和实现逻辑的模糊不清，亦可能助长权利泛化与权利淡漠的两种极端。更深刻的是，它将隐没于代议制之后的主权权威以特定的方式激活，由此既避免了主权者出场的民粹风险与无组织化暴力，又保持了主权权威的恒在。

五、公民监督权的实施机制 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依赖于对应的宪法实施机制。参见陈党：《公民监督的功能及其实现路径探讨》，《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7期 [⑩] 参见陈焱光：《公民监督权：学理、规范与实现路径》，许崇德、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年刊（2008）》，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其内在思路仍立足于人民主权——代议制的宪法逻辑，侧重于代议制下的常规宪法秩序。[20] 前注16，林来梵书，第149页。

首先，在机构设置上，如果将信访制度正式定位为公民监督权的实施机制，那么就无需专设专门的信访机构，更不用在包括法院、检察院在内的各个部门设立信访接待处，而只需整合成一个机构。政治权利作为这一结构的动力源泉，从代议政治的构成、参与与监督等维度揭示了代议政治的自我维持和修复逻辑。在这一问题上，有观点认为，宪法第41条是对宪法第2条的第二款和第三款以及宪法第27条第二款的具体化。[④]政治权利的体系逻辑，立足于宪法政治权利的规范表达，是由各政治权利在政治体制运行中的所分别担当的功能整合构造而成。在这个意义上，公民监督权的行使与人民主权形成勾连，从而推动人民——代议机关——国家机构——公民的动态循环发展。公民个体作为公共领域的参与者，对公共决策的影响是通过作为公共领域的构成力量展示的。

三、公民监督权的规范展开 政治权利的体系逻辑，确证了作为政治权利的公民监督权的内在价值与规范功能。这一命题看似不证自明，但如若不对其实现逻辑与规范含义加以分析，就可能使之沦为正确的废话。

就此而言，公民监督权推动了代议机关公共决策或对国家机构职权行为的宪法审查，并有可能因对参与公共决策制定的人民代表的不满而引发罢免程序（或定期选举），从而构建了政治权利从人民主权延伸、以公民身份参与国家公共决策、并最终依托主权权威纠正公共决策及其实施偏差的融贯逻辑。至于申诉控告检举所针对的国家机构的违法失职行为，既包括实施法律的公法行为（主要是行政执法行为），也包括针对私法行为进行救济的职权行为，还包括具有立法权和决策权的行政机关的立法决策行为。

一是常将表达自由与公民监督权混为一谈，想当然地将批评、建议视为公民的言论自由，或是将集会游行示威视为公民监督政府的方式。二是公共政策本身在落实过程中所暴露的政策制定问题。

参见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其中典型就是将申诉、控告穿凿附会为公民的信访权。现行宪法第2条第二款、第三款与第41条，可依托主权者人民的人大代表——公众——公民的三种实体转换及内在关联，整合为由公民监督、公众监督和人大监督耦合的监督体系。在规范结构上，公民监督权属于政治权利规范体系。

其方式包括批评建议和申诉控告检举两种，两种方式的区别以公民是否与国家机构职权行为有直接的利害关联为标准。[19] 参见刘连泰：《针对请愿权的国家义务》，《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

公民基于个体性和公众性两种属性，立足于表达自由和监督权，与国家机构构成参与性和监督性的两种关系。在政治哲学上，从公民向人民的回归，从来都是必要但极为谨慎的。

在这一点上，现行《立法法》和《人大常委会监督法》关于启动经由公民提交的规范性文件审查建议的积极性并不高，公民的审查建议亦无强制效力，这在有权要求启动审查的国家机构普遍不作为的情景下，使得规范性文件审查失去最具有积极性的公民动力，从而陷入虚置境地。[16] 学界流行的观点认为，宪法第41条就是对请愿权的规定，只不过没有采用请愿权的概念装置。

[18] 参见韩大元：《论宪法诉愿程序的价值》，《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1期。但其本质性的错误在于，未区分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与作为国家治理参与者和相对方的公民，也未领会人民与公民在宪法逻辑中的不同定位及功能。公民监督权的实施机制，应当有机嵌入到宏观的宪法政治体制中。现行宪法通过第2条、第3条、第二章及第三章的规定，型构了 人民主权——人大——国家机构——公民的宪法结构逻辑。

加之第41条第3款规定的取得赔偿权的权利救济属性，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其性质的迷惑。例如，《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第9条规定，人大常委会可要求国家机构针对本级人大代表对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集中反映的问题、人民来信来访集中反映的问题、社会普遍关注的其他问题等进行专项工作报告。

[21] 公民权利和宪法体制是相辅相成的，宪法体制在宏观上组织发展社会生活的同时，为从整体上保障公民权利提供了前提条件，而公民权利不仅是宪法体制的目的，更是宪法体制运行的原动力和润滑剂。因而，监督权的主体，应当是公民，但仍保持与人民的微妙关联，并在特定情形下可由其行使回归作为主权者的人民。

以公民的主体界定，将其置于国家机构——公民的治理结构下，同时保持公民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在特定条件下允许公民借由公众向主权者人民回归，由此既可以制度化的方式激活主权权威，走出国家机构营造的科层牢笼，亦有效避免了伴随着主权者直接出场所滋生的民粹风险和无组织化暴力。该款意在表明，人大是人民行使权力的主要平台，但非唯一平台，不排除人民以其他多种方式参与国家管理。